张燕生：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

2024年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复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中求进、进中促稳、先立后破”的基调，要求出台更多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将积极主动提质增效，不断夯实稳中向好的基础。

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风险？ 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外贸面临哪些积极信号和挑战？ 科技创新如何做得更好？

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近日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进行了专访。

张燕生表示，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应该在5%以上。2024年能否在高基数上达到5%左右，或者为5%的增长奠定基础？我认为这是应该做的。”

他指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内需不足，2024年将采取综合措施应对内需。短期内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投资上。 中期要真正解决车市、楼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问题，长期要解决改革和防范风险的问题。

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

澎湃新闻：2023年是“经过三年的COVID-19防控，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

张燕生：2023年经济增速在5.3%左右，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 但这个经济增长应该说是在较低基础上实现的。 2022年经济增长3%。 如果2023年增长5.3%，两年平均增长率将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因此，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恢复性阶段，内生动力不足，转型升级出现新阻力，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新困难新问题。

2023年我们面临的风险一是尚未真正摆脱疫情影响的困境。 COVID-19疫情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事件，带来了影响，也留下了很多教训。

其次，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事件。 从外贸看，我国与前五位贸易伙伴中的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大幅下降，超过了外需萎缩的影响。

三是需求冲击。 应该说，至少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均衡水平，需求不足可能成为全球性现象，这也会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澎湃新闻：您对2024年经济走势有何预测？

张燕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2024年4.7%，2025年4.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比2023年更困难。

但对于2024年，我个人的预期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应在5%以上。 2024年能否达到5%左右或高基数5%？ ％ 生长？ 我认为这是应该做的。

2024年支持内需​​政策综合实施

澎湃新闻：2023年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未来投资增长空间在哪里？

张燕生：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内需不足。 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应对内需。 投资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投资上有一种观点是“没有好项目”，我从来不同意。 过去我们认为2018年投资高峰已经过去，本次投资的基建项目全部完成。 但如果站在新的起点上，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还远远不够。 例如，城市更新、交通改善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仍面临不少困难。 这些领域资源供给仍然不足，一些公共服务仍需要大量投入。 这些不仅仅是空间，可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澎湃新闻：扩大消费，正如近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那样，消费如何才能真正成为经济的动力？

张燕生：扩大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这样，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六个因素。 一是加快新型城镇化、新型市民化，推动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二是加大经济高水平开放和国际化力度，启动“干中学”转型。 第三，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四是提高研发创新能力； 五是改革推动制度变迁； 六是发挥市场规模优势，实现更好发展。

那么，居民有钱却不愿意花钱怎么办？ 这是因为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费用过高，保障能力薄弱，给人们留下了后顾之忧。 这些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消费扩张，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因此，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我们看到，在一些省份，比如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明显小于其他省份。山东、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 经验是，市场可以解决效率和发展不足的问题。 政府的作用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解决公平问题。 必须双手紧握，双手用力。 也就是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就是改革带来的进步。

此外，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一个重要因素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过去我们也曾争论过“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不争论。 现在我们要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一个中心”，不争论。 现在争论太多了。

澎湃新闻：您认为短期内一些消费刺激政策有用吗？

张燕生：短期政策已经太晚了。 无论是消费券还是其他刺激政策，效果都不好。 如果这些政策在2020年或2021年推出，它们可能仍然是好政策，但如果在2024年实施，那就太晚了。

因此，短期内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是投资。 中期来看，是真正解决车市、楼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问题。 从长远来看，是解决改革和防范风险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决定科技创新能否持续。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您的研究经历，能否谈谈我国科技创新现状和技术创新？ 以及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张燕生：我国研发投入连续七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速。 韩国在发展科技创新时，这一指标连续20年持续增长。 中国还能持续增长20年吗？

我们有一个经济大省，2017年到2019年的三年里，研发投入出现了负增长。我去这个省调研时了解到，原因是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负增长。其增长极限，无法再增长。 研发和创新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硬道理。 能否落地，也是我国科技创新可持续性的重要制约。 过去我们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有两种形式。 一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支撑产出增长。 我们称之为外延式开发模式。 然而，这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极限。 二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支撑产出增长。 发展的出路之一就是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说实话，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动能转换确实进展得很快。 根据欧盟全球2500家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美国企业数量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二。 不过，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确实与国际水平持平。 差距比较大，我估计需要30年才能缩小差距。

国家现在希望企业在一些方面做出努力，包括硬技术、绿色发展等。

硬科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国的创新环境和基础还不够好。 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50强企业中不少都在努力进行硬技术改造，但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 一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二是企业大而不强，盈利能力相对较弱。 比如，“三新”目前发展得比较好，但一旦“三新”成为新的增长点，地方政府就会开始提供大量补贴，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银行也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信贷支持“三新”快速发展。 企业要“没有条件也要往前走”。 突然一哄而上，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竞争过度，进而价格下跌，出现“价格战”。 这个时候，真正创新的企业就不会获得利润，也无法进行后续的创新。 第三，搞硬科技还需要解决体制问题。 中国版的“拜杜法案”——《科学技术进步法案》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案》特别好，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一些人的意见部门不明确。 统一性、协调性较差。 第四，硬技术需要世界一流的人才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研究型大学。 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远远落后； 第五，金融如何通过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直接投资等方式投资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首先要有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色管理。 其次，要寻找绿色贸易、投资、金融支持。 第三，绿色发展本身存在负外部性，增加了成本。 怎样才能让它变得积极呢？ 外部性鼓励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出和绿色创新的增长。 这些方面都必须有一套市场机制的支撑。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三新”开发遇到了“赶”的问题。 部分产品产能过剩风险也引发担忧。 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吗？

张燕生：当“三新”成为增长极时，就会出现“抢购”现象，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秩序问题。 如何形成公平竞争、有序发展、协调出口的机制？ 政府如何才能摆脱“放则乱，抓则死”的困境。 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经济运行。 这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规范市场？ 这实际上是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实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管理。 我想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第一要务”。 “政治”，这是对政府改革的要求特别高，也是我们需要完善的薄弱环节。

中国外贸需要重新思考应该做什么

澎湃新闻：四季度以来，部分外贸大省、强市外贸数据“回暖”。 您认为基础因素影响大吗？ 是否释放出一些外贸形势变化的信号？

张燕生：从美国航运数据、物流数据、进口数据来看，10月份以后中国外贸明显好转，这是在外需拉动下。 世贸组织预计，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分别为2.7%、0.8%和3.3%。 从数据中我们会发现，2024年的外贸形势确实比2023年要好很多。

外贸存在什么问题？ 展望2023年，我们与5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4个贸易增速将为负。 我认为外需可以解释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地缘政治和外贸转型的影响。

外贸转型意味着，当中间贸易品在全球整体的比重大幅下降、美国从亚洲采购的零部件比例大幅下降时，中国的中间贸易品贸易却大幅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从把产品销往欧美，现在开始把产品销往墨西哥、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在这些地方完成加工组装后，再将最终产品销往国外。到欧洲和美国。 外贸模式发生变化，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 另一个因素是地缘政治的影响。 比如，欧美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依赖的战略带来了订单、产业、要素的转移。 这些挑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加剧。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1年，全球产业政策数量从34项增加到近1600项。 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大幅增加，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 此外，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比例在2021年已达到52%。展望2024年，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新三件事”可能面临非常大的贸易摩擦。 这些都表明，当前的外贸环境不是一个仅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环境，也不是一个自由的贸易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适应。 中国的外贸或许真的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

澎湃新闻：2023年1月至11月数据显示，我国吸收外资增速有所下降。 你觉得怎么样？

张燕生：首先，如果看制造业和服务业，2021年制造业外资占比已经跌破20%，2022年、2023年会小幅回升，过去是70%曾从事制造业。 如果外资大部分投向轻资产服务业，就很难留住。 其次，制造业对外投资必须区分绿地投资和再投资。 如果将利润保留下来再投资，实际上是对原有投资部分的扩大，而不是新的投资。 第三，要区分这些对外投资是市场驱动还是效率驱动。 市场驱动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卖东西。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外资更多地考虑经济安全，而这种考虑更多源于地缘政治。 另外，我们的营商环境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导向一致性评估”。

对外投资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从新的底层逻辑出发反思我们的外资、外贸、外资企业，整个事情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

澎湃新闻：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走出去”、境外投资的风险和机遇是什么？ 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

张燕生：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去、走进来、融合、本土化”。 那就是入乡随俗，真正遵循国际经贸规则。

好消息是，在我们的调研中，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政界或企业高管纷纷询问是否可以研究与中国“走出去”，进入非洲等第三方地区。 这些地方可能存在较高的制度和政治风险。 经营风险很大，但中国不仅进入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这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机遇。

此外，由于美国的回流、近岸制造、友好岸制造，中国企业别无选择，只能“走出去”，进入西方同盟体系。 因此，下一步的“走出去”可能真的会像过去的“引进来”一样。 如何推动“走出去”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海量信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