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阿喀琉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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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加快“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对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什么影响？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应该怎样进行创新才能有利于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建设？这是承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历史使命的研究型大学及高等教育学术界需要率先解决的重要问题。2018年5月13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研究”高层论坛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相关领导、国内知名高等教育专家与高校领导以及高等教育学术期刊主编、编辑等6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内部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讨论与对话大学生思维的主要特征，共谋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建设。本刊特刊发部分主题发言以飨读者。

思想引领：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核心特征

阎凤桥 |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阎凤桥教授

“治理”（governance）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词汇，有其国际与国内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治理的提出，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变公共领域低效的现实诉求有关，也与世界银行在援助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遇到的政治问题有关。从中国背景来看，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代表着中国今后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治理的国际和国内宏观含义十分明确，现在这个热门术语也被广泛应用到微观领域，例如大学治理。但适合宏观层面的提法未必适合微观层面，甚至可能是相反的作用关系。在学校层面，谈治理则意义不太明显。过去采取委员会民主决策的英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转而采取了集中决策方式，以提高决策效率。可以说，在微观层面，虽然也使用治理这个术语，但是它的含义是中性的，治理即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大学治理的分析模型是多样的，包括科层、团体、政治、有组织的无政府、文化等。上述多种理论分析模型，对应着现实中的多样化治理形态，不存在根本的优劣之别，当然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有一定的特征和功用。

大学的文化逻辑

这里着重谈一下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其现实针对性在于，严重的功利主义取向影响了学术的品味和原创性，而原创性是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大学从国内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哈佛学院前院长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写道：“大多数顶级教授在赢得学术地位的过程中，独立性、原创性和创造力都是成功的关键。”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一流大学的变革方向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回归大学的本质，将学术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要转变价值观，以文化作为引导。

什么是文化逻辑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科斯和威廉姆森两位学者先后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经济运行在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选择，即所谓的两重治理形式。到20世纪80年代，大内从监督成本角度提出，存在着市场、等级制、文化三重治理形式。于是，文化成为我们审视经济运行的一个独特认识维度。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关系角度，提出嵌入理论，也同样拓展了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广度。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在论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引用了“剧场效应”的说法，描述了一个无序竞争的场景和社会悖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陌生人的群体或者缺乏社会关系的群体中，这种情形的出现是自然和正常的。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熟人群体中，剧场效应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因为损人利己的行为在熟人群体中会得到部分抑制。这涉及到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人的行为基本假定的不同，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而社会学假定人的行为受到群体的影响，是不自由的。文化是在群体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文化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发生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关注个体行为转向关注群体行为。

大学活动的特殊性在组织文化上有怎样的体现呢？在教育领域，组织文化的功利性被非功利性所取代。在讨论经济组织运行时，都隐含着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的假定。但是，大学组织不同于经济组织。在大学组织中，尤其是知识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其本质不是从上至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反向的关系，即以学术人员为中心，管理者仅扮演服务的角色。大学组织文化的功用，不在于节约成本，而是追求学术卓越和原创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大学称为“成本最大化”组织。克拉克在研究大学组织文化时，所采取的逻辑路径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在研究美国文理学院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传奇”概念，并用此概念去解释组织特色的形成机理。这里，文化的含义更接近于人类学中的文化含义。

大学文化逻辑具有反等级、反功利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教师角度看，在学科忠诚和组织忠诚上，他更倾向于前者；第二，从学生角度看，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以自己的个性为标杆，而不应该以他人为标杆，后者将容易造成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而出现的教育异化现象。

文化机制在大学中的作用

如同大学治理是一个中性词汇一样，大学文化也是一个中性词汇，对其加以限定可以赋予特定的积极含义，即健康大学文化的特征包括：自由、包容、多样、特色、超越功利等。

优秀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狭义的制度形式，即设置了哪些机构，制定了哪些规章，执行了哪些程序，而在于人及其文化特色。狭义的制度是一种形式，容易被模仿，而文化则是一种内涵，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大学中每一个成员身上，既难以形成，也难以模仿。

哈佛大学之所以执美国乃至世界大学之牛耳，不在于它设置了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构（不像其他美国大学仅设立了董事会），而在于它的高水平师资以及追求真理使命的充分体现，其校训就是拉丁文写成的“真理”一词。2016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阿伯特来北大讲学时，就讲到在芝大社会科学大楼里挂着画像的那些诺奖获得者，“要做得比他们好”就是校方提出的办学目标和鞭策芝大师生前进和努力的动力。这就是看似并不神奇但却不易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

下面讲一讲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意义。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从1989年北大90周年校庆开始，北大就持续地编辑《精神的魅力》这套书，不断地续写过去、现在和未来篇章。这个能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链条就是北大的文化。乐黛云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蔡元培、马寅初、翦伯赞到季羡林，他们都在维护北大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不苟同，不随俗，他们是自由的精魄。

建校120年来，北大流传最广、影响至深的是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而不是什么其他的具体规则。在蔡先生看来，有关学说，只要言之成理，不达自然淘汰的地步，北大都应该为其提供生存之处，这就是包容的含义所在。今天的北大校领导多次强调，要师生静下来，专心地读书和学习。这些作法都是价值观和文化在北大的具体体现，既有传统的成分，也有时代的新意。

蔡元培先生

价值观是文化的高级形式，它是在群体中形成的，并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境界。当下一些观念和行为与一流大学相去甚远，比如研究中的项目或者经费导向行为、狭隘的本位主义、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现代化理论中有一种说法是“文化滞后”，即后发社会和组织比较容易在有形的物资和管理形式方面实现追赶、缩小与先发社会和组织之间的差距，但是在文化方面却比较难。随着我国大学在硬件投入方面的快速发展，文化因素将会成为制约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瓶颈”，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

概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关于大学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一些要点：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参与、社会监督。我对其含义的理解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组织，各方在大学治理中应该各司其责，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大学生思维的主要特征，似乎有必要增加“思想引领”，因为缺少思想引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治理分工仅徒具形式，缺少内涵。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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